B体育官方保护青少年系列调查之二：青少年精神健康之忧

　　央广网北京4月25日消息（记者张胜坡）诊室里，李婷妈妈撸起了女儿的袖子，露出两只手臂上的十几道刀痕，深浅不一。就诊前一天，李婷差点儿从15楼跃下，一家人都吓坏了。

　　李婷刚满12岁，面容俊秀，脖子上戴着一根红色项链。正是爱美年纪的她，很在意自己的形象。问诊期间，李婷半低着头，一言未发，却不时踩下妈妈的脚。家人希望医生尽快安排她住院。

　　齐军慧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医师，这不是她第一次见到李婷了。一周前，妈妈第一次带她到这里，讲述女儿从去年6月开始一直待在家里，情绪不好时，会摔砸东西、与家人吵架，甚至自残。

　　“抑郁状态”，这是齐军慧给李婷的初步诊断。上次，她已经建议李婷住院，但妈妈没同意。这次，李婷想跳楼的想法，让她改变了主意。

　　齐军慧当即联系同事给婷婷排上了住院号，需要等多久，她也说不好。安定医院儿科普通病房有80多张床位，常年是满床状态，近半住院者是不同程度抑郁情绪的10-16岁孩子。

　　2021年5月，第一个有关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表在《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》杂志上。这次流调从2012年底启动，选取了北京、辽宁、江苏、湖南、四川五个省（市）的约74000名儿童青少年作为样本。

　　调研结果显示，在6-16岁在校学生中，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.5％，其中，抑郁障碍占3.2％、焦虑障碍占4.7％。

　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、主任医生郑毅牵头进行了这次流调。“以中国在校生数量推算，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庞大，而且当时我们做流调时选取的对象是在校学生，还没有覆盖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学的孩子，如果算上他们，患病率会更高。”郑毅说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，而这不是靠医生就能解决的，它需要家、校、医、社会融合发力。

　　她坐在游廊的椅子上说，她想治病，但又不太想治好，严格来说，是不太敢治好。“我患病大部分是由于家庭原因。”她说。

　　14岁的陈蕊是北京人，父母在她眼中“很传统”：父亲脾气暴躁，喜欢说教，典型的大男子主义，说话常带着命令语气。母亲教育严格，从小给她报各种补习班，连周末都没有空闲时间，不想上也没办法。

　　家里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。陈蕊觉得，自己三四年级时就开始有心理问题。那时她已经能考到班级前几名，但妈妈还是会用“小学学不好，就没有高中上”的话吓唬她。“她想我稳定在年级第一，我觉得不可能，但她确实这么希望。”

　　导火索是升入初中后，相交多年的朋友与她决裂。有同学借此传闲话，她和同学的关系变得紧张，以致她想“避开这些同学”。后来，她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有时烦躁不安，有时又会突然痛苦难过，有两次上着课就控制不住大哭，“一点儿征兆都没有，脑子里只有难过的感觉”。

　　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：有时头脑混沌，听不见外界声音；有时睡醒后，看东西也出现扭曲，半小时后才恢复正常。她经常呕吐，频繁时，地铁每一站都得下车呕吐一次。她后来得知，这是抑郁状态下的躯体化症状。

　　学习成绩自然也在下降。她难以集中注意力听课，能看懂黑板上的字，却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。记忆力也变得很差，中午吃了饭，下午就忘了吃的什么。甚至，轻生念头也开始闪现，她会想拿水果刀捅自己，但又不敢，也因为不舍得家里的小猫。她更希望有人在大街上突然给自己一刀。

　　她跟妈妈说，自己恐怕得了抑郁症。但妈妈不信，理由是她对照了中学课本上关于“青春期表现”的内容，认为她正好符合。直到她为了清醒一些，用刀割手腕、用头撞墙，妈妈才带她来看病。

　　“孩子为什么会这样？”这是大多数家长见到何凡时或直接或委婉都会问的问题。何凡是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，往往一番检查和解释后，她都会温和却不失严肃地告诉家长：因为他病了！

　　何凡介绍，抑郁障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疾病，就像人会骨折一样，而非像很多家长以为的那样：孩子变笨了、不听话了、变懒了，或者青春期叛逆太厉害了。

　　她说，事实上，青春期叛逆会有些情绪问题和对立违抗，但都在可接受范围内，不会自残、、丧失社交和上学等社会功能。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看，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与成年人几乎相当，这是国际共识。

　　齐军慧说，对于青少年而言，12岁是一个分水岭。这个年纪，他们要面临小升初考试的压力，升入初中后，又会面临适应新环境、处理新的人际关系的压力，学业压力也更大，如果不能很好应对这些压力，就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。另外，从生理上来说，12岁也是青春期的开始，是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，他们在外形上越来越像大人，但心理成熟度却不足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。

　　今年3月，是赵悦近一年来第三次住院了。第一次住院时，她刚过完14岁生日。36岁时，张叶才成为母亲，她自认，从小对孩子比较宠溺，期待值也很高，但并没有像一些城市家长那样过度“鸡娃”。

　　“对孩子的陪伴，我觉得并不少，我和爸爸一直尽可能全身心陪伴她。在孩子生病前，从没觉得忽视过她的感受，在物质和精神上也没有亏待过她。”张叶说，但女儿生病以后，她觉得那都成了“表象”。

　　赵悦学习很好，小升初时，考上了当地一所重点中学，但转变也随之而来。张叶回忆，当时小悦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，但她和爱人并没有及时关注到孩子的变化，对她的“掌控”和“约束”还是比较多。“主要是在电子产品上，方式方法不太对，比较粗暴。”

　　暑假时，赵悦的情绪开始明显低落，不想跟同系，也不愿学习，有自伤行为。张叶觉得不太对，就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。

　　在当地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指定的心理咨询中心，咨询师说赵悦只是一般的青春期问题，并无大碍。她觉得，既然是青春期问题，那就慢慢调整，于是先让女儿做心理咨询，但发现没用。后来，赵悦说，她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说话。

　　“回过头来看，那时她已经生病了。”张叶说，去年3月，赵悦在安定医院被初步诊断为“抑郁、焦虑、双相情感障碍”，需住院治疗。但是，当时她和女儿都很焦灼，对住院也比较反感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就出院了。她承认，从现在来看，赵悦当时还不具备出院条件。

　　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旭和张叶已经是老熟人。她回忆，那时，张叶和很多家长一样，对疾病本身和孩子病情的认知都存在很多误区，与医生没少吵架。

　　她们一度自责，觉得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做了很多错事，甚至觉得自己把孩子毁了。“当你看到别的孩子在快乐上学的时候，不管他学习怎样，至少健康。但看到自己孩子，总觉得受了太多罪，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。”

　　“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，只有接纳了孩子，先改变自己，孩子才会改变，而不是说只给孩子看病，单纯让孩子去改变。”她说。

　　让家长从“接纳孩子”到“改变自己”并非易事。安定医院院长、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，一些家长有一种奇怪的心理，好像疾病不是发生的，而是由医生“发配”的，只要不看医生，就可以当作没有疾病。有的家长来找他并不是为了给孩子治病，而是希望他宣布孩子没病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告诉孩子，专家都说你没病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不要瞎想。这种心态的本质是父母担心孩子确诊了精神疾病，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，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抑郁症的污名化，由此产生了病耻感。

　　“现在又有一个问题，家长的病耻感比孩子重得多。”齐军慧在接诊中发现，患儿家长分两类，一类是意识到孩子问题的严重性，愿意配合医生治疗。另一类则是来“扯后腿”的，家长来了就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觉得没事儿，就是手机玩儿多了，都是他要来的.……”总之，竭力寻找各种解释，证明孩子没病。

　　何凡曾接诊过一对母女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，被诊断为抑郁症。在被确诊前，女孩在其他综合医院至少耽搁了2年时间，躯体化症状很严重，无法上学，但妈妈觉得她在各种科室都做检查，没有问题，就一直逼她上学。

　　得知诊断结果后，这位妈妈完全不能接受，其反应之激烈让何凡也为之惊讶。“我很少见到反应那么激烈的家长。”何凡说，看到孩子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的病史，又看到这位妈妈的反应，她特别可怜那个孩子。

　　“每个月，儿科病房都有十几个孩子在达不到出院条件时被家长提前接出院，医生对每个家长苦口婆心劝说继续治疗，但无济于事。”陈旭说，擅自给孩子停药、更改剂量、不按医嘱出院的家长并不在少数。

　　齐军慧没少和这样的家长打交道。她记得，有个孩子是她们科室的“老病人”了，但她只见过这个孩子一次，之后全是她爷爷来给开药。她猜测，这位老人应该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，因为每次他都带着很多资料，指导她怎么用药。

　　“我一要求见孩子，他就说孩子忙着上学呢。他不让你说话，只说自己的判断，然后让你承认他的判断是对的。”齐军慧说。

　　作为医生，她需要反复跟家长强调，精神科的面诊不可替代，一定要把孩子带来。何凡表示，精神科的所有疾病都是临床诊断，这意味着诊断的准确性，更多是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和专业素养，其中主要通过与患者直接交谈的精神检查尤其重要。

　　3月29日，是安定医院儿科病房家长开放日。当天，家长可以看望孩子、参观病房，但最重要的环节是一场座谈会，医院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增进和家长的沟通。

　　这一天，陈蕊的妈妈来了。她在座谈会上讲述了一件事，因为没买到一场演唱会门票，女儿就突然情绪崩溃。讲完后，她提出了一个很多家长都有的困惑：孩子生病后，父母该怎么和孩子相处，怎样才能在孩子面前坚守教育原则？

　　在场的心理治疗师田老师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个孩子跟她说，自从她生病后，家人对她所有要求都无条件满足。“她们满足的时候，我都愣了，我的要求明明是错误的，她们为什么答应，她们难道不带脑子吗？我做错了事，她们还说我是对的，她们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吗？”这个孩子说，其实她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家人觉得她生病了。

　　田老师想通过这个案例告诉家长，由于年龄原因，孩子有时会产生“疾病获益”的心理，这同时也在考验家长的养育智慧。家长应该在“生命安全第一，伤害最小化”的原则下，守住基本底线。

　　施道明是一名中级心理治疗师，也是这场座谈会的主持人。他建议，家长在面对孩子时要保持基本的是非判断。比如，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什么东西能买，超出多少钱后，就不能买。

　　“要把这些底线传达给孩子，在保证他生命安全的前提下，坚守底线，而且全家要就这个底线达成一致，不然就是无效的。”施道明说，可能每个家长都想要一个固定答案，但其实没有，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孩子的病情也在不断变。